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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誕辰120周年文獻展:建筑學巨擘梁思成的學術報國之路

            來源:
            藝網資訊
            發布時間:
            2021-08-29 08: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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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誕辰120周年文獻展:建筑學巨擘梁思成的學術報國之路


            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天壇祈年殿屋頂

             
                    在近日于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啟幕的“棟梁——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獻展”上,一封特別的書信引發關注。

            這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后,林徽因手書給八歲的女兒梁再冰的信件。開篇便道:“寶寶:媽媽不知道要怎樣告訴你許多的事,現在我分開來一件一件的講給你聽。”

            此時,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與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們剛剛完成了對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測繪,于代縣得知戰事乍起,平漢鐵路同津浦鐵路已然不通,慌慌忙忙繞到大同乘火車沿平綏鐵路返回。

            因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隨大姑姑消夏,便有了林徽因這封洋溢濃濃母愛的家信。在信中,林徽因為梁再冰畫了此次田野調查“走過的一圈路”:一行人從北平出發,經正定、太原至五臺山,后從沙河經過代縣、雁門關、大同,從張家口抵達北平。還刻意標注交通工具,時而坐火車,時而坐汽車,時而坐騾轎,也有時走路爬山或者騎馬。

            這封信再現了抗戰爆發前夕,梁思成、林徽因及營造學社的同仁所面臨的真實境況。一方面交通不便,“路上走得頂慢”,條件極端艱困;另一方面中日戰爭一觸即發,中華大地的前途尚不明朗。

            在信中,林徽因向女兒詳述了“日本人同我們鬧什么”,并表明夫婦倆對侵略戰爭的態度。她寫道:“我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來占領北平,我們都愿意打仗,那時候你就跟著大姑姑那邊,我們就守在北平,等到打了勝仗再說。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頂有決心才好。”

            這只是一封平平常常的家信,但其中流露的無懼萬難的治學態度、愛女的慈心、以及知識分子在國家危難時的錚錚鐵骨,令人動容。它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口,在紛繁綺麗的傳奇之外,得以一窺梁思成、林徽因學術伉儷真實的人格與人生。
            從《營造法式》開始

            8月10日,“棟梁——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獻展”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啟幕。這是國內首個梁思成紀念展,通過求學、治史、規劃與保護、建筑設計、教育五個單元,集中展示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共計362件,包括照片、錄像、圖紙、模型、書信、手稿以及空間裝置等。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展覽策展人蘇丹表示,所有的展品都是梁思成瑰意琦行的一生的“物證”。“我們把展覽現場設計成一個墓園,把梁思成先生一生所有的偉大成就都呈現在不同的墓碑之上,使它們成為墓志銘的一部分。這樣一種展示方式使觀眾仿佛置身于碑林之中,去瞻仰,去緬懷。”

            梁思成(1901-1972)是我國著名建筑學家、建筑教育家,中國建筑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建筑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城市規劃、風景園林等學科的重要先驅。他是國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領導者,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創辦人。他為中國的建筑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影響深遠。

            眾所周知,梁思成起意學習建筑,最早是受了林徽因的“鼓動”。1924年至1927年,兩人共同赴美留學,梁思成就讀于賓大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學生,林徽因“曲線救國”,入讀賓大美術系,在建筑系旁聽。此次展覽展出了梁、林二人在賓大就讀時的作業、成績單等,二人成績優異,作業整潔漂亮,是一雙“學霸”。

            1925年,梁啟超從國內給梁思成寄去一套中國古典建筑專著《營造法式》(陶本)。這部書被放在展廳最醒目的位置,凸顯其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此次展覽策展人、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副館長王南介紹,梁思成“之所以立志研究中國古建筑,包括試圖去破譯這本書的秘密,跟1925年收到梁啟超寄來的《營造法式》很有關系。它被認為是梁思成學術道路的起點,并在一定程度上確定了梁、林一生的治學方向。”

            《營造法式》是我國最重要的官方編訂的建筑技術專書,全面反映了宋代的建筑設計、結構、構造、施工和工料定額等多方面的特點和水平。陶湘在1925年的仿宋刻本,簡稱“陶本”。

            “真正從現代建筑學的角度研究《營造法式》,是從梁思成加入營造學社以后才開始的。”王南告訴南都記者。

            這套《營造法式》伴隨梁思成的求學生涯,又跟隨他從美國回到中國,抗戰期間、逃難途中也不離不棄,甚至還出現在梁思成在李莊拍攝的一幀照片(本次入展)上:在李莊的營造學社簡陋的工作室,手持《營造法式》的梁思成被一團光環繞。

            “面對這張照片往右看,是少年梁思成端著時髦相機的自拍照;往左看,是1947年梁思成去紐約出任聯合國大廈顧問建筑師的照片,那是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刻。最正面這張照片是他人生最艱苦的時候,也是真正做出最主要的學術成就的時候。這三張照片,提煉出了整個展覽的框架。”王南說。

            發現佛光寺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學成回國,到東北大學建筑系執教,梁思成任東北大學建筑系主任。1931年梁、林從東北回到北平,加入中國營造學社。

            1931-1937年間,梁思成、林徽因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對古建筑的廣泛田野調查。其足跡遍布中國十五省二百多個縣,測繪和拍攝了二千多各時代保留下來的古建筑遺物。這是梁思成學術生涯里最生氣勃勃、豐富多彩和充滿驚喜的階段。

            展覽中所呈現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南立面水彩渲染圖》《山西應縣木塔一層剖面測稿》《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殿橫剖面草圖》等,是這一時期的寶貴成果。

            “尋找和《營造法式》接近朝代的建筑,比如唐宋遼的古建筑,通過測繪古建筑,再和《營造法式》記載的文字比較,最終既讀懂《營造法式》本身,也了解了唐宋遼古建筑基本的結構、方法,它的科學性、藝術性等等。這是梁思成先生確定的研究范式。”王南介紹。

            蘇丹也認為:“古建筑的測繪,除了起到調研的作用,本身是一個認知的過程,因為人要在一個大體量的建筑里去度量它,去觸摸它。這是一種現場性的學習,是調動身體的一種學習。它不僅是靠記憶、視覺去記住知識,更是教育觀念的一種體現。”

            據梁思成的繪圖助手莫宗江回憶,當時交通很不發達,完整保存古建筑的地方往往在窮鄉僻壤。且軍閥混戰,土匪滿地。營造學社一行人每到一地,先去市政府或縣政府遞上介紹信,對方一看是很重要的學術機構,尤其看到梁思成是梁啟超的長公子,立刻給予高度重視,派兵護送以保障安全。經過有土匪的地方,士兵就跑到山頭上跟土匪打招呼,來者不是一般人,請予放行。

            交通工具很簡陋,火車、客車、貨車、騾車輪番上陣,遇到上坡或泥濘路段,還得推著車前行。住宿就更難講究了。路上的小旅館滿是跳蚤臭蟲。測繪大同云岡石窟的時候,他們就住在田野里的廢棄農舍,晚上蓋報紙取暖。

            但是什么也比不了古建筑的魅力和發現的興奮。1934年8月25日《大公報·文藝副刊》刊載了林徽因的《山西通信》一文,當中寫道:“我們因為探訪古跡走了許多路;在種種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興廢。在草叢里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雙手一個微笑,都是可以激動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的。”

            每當不辭辛苦找到一座文獻記載的古建筑,大家的精神為之一振,摩拳擦掌地動起手來。莫宗江回憶,營造學社形成一套工作規則,進入古建筑之后,“照相的照相,測圖的測圖,抄碑的抄碑。林先生當時是作家,所以,她對抄碑有興趣,對歷史文物有興趣,她的藝術欣賞是很敏感的……”

            正是在林徽因給梁再冰的家信所提及的那次田野考察中,梁、林一行人發現了唐代木結構建筑——五臺山的佛光寺大殿,這次發現被稱為他們“古建筑研究和考察生涯的黃金時刻”。

            早在1929年,日本建筑學者關野貞已向世界宣布,經過十余年田野考察,確定中華大地上已沒有唐代木結構建筑留存,要想感受唐風,必須去日本的奈良。五臺山佛光寺的發現,推翻了關野貞的論斷,為輝煌的唐代木結構建筑在中華大地上找到了實證。

            “這是梁林盼望已久的發現。”王南說。“不僅佛光寺大殿本身是唐朝的,而且規模超過日本現存所有同時期木結構建筑。它里面有三十幾尊唐代塑像,還有少量的唐代壁畫和唐人書法,這也是非常難得的。因此,梁先生把薈萃了四種唐代藝術的佛光寺大殿稱為‘中國第一國寶’。”

            在李莊

            抗戰爆發后,田野考察被迫中斷。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先隨營造學社南下逃難至昆明,隨后遷居至四川南溪縣李莊。艱困中,有時需要典當“細軟”來換取日常用度。林徽因自從在去昆明的途中染上肺結核,到了李莊舊疾復發,整日臥床不起。梁思成也患有脊骨方面的毛病。

            貧病交加,卻沒有澆滅他們學術研究的熱情。他們將營造學社十多年來古建實物調查的成果進行整理、歸納和提煉。結合文獻記載和實物測繪,在李莊四面透風的農舍里,梁思成撰成了他學術生涯中的唯一一部《中國建筑史》。

            今天,我們在展覽中能夠看到《中國建筑史》的手稿,用蠅頭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寫在中國營造學社稿紙上。開篇寫道:“建筑之始產生于實際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著意創制形式,更無所謂派別。其結構之系統及形式之派別乃其材料環境所形成……”

            精神好些時,林徽因就坐在床上幫助梁思成查閱《二十四史》等文獻。據悉,《中國建筑史》中宋遼金一節所有內容都是由她查閱并最終執筆。

            同時,他們還用英文撰寫并繪制了一部《圖像中國建筑史》,向西方世界科學地介紹中國古代建筑的偉大成就。其打字稿和書內插圖,也出現在此次展覽中。

            梁思成、林徽因的兒子梁叢誡后來回憶道,父親和母親“一面討論,一面用一臺古老的、噼啪震響的打字機打出草稿;又和他親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繪制了大量英漢對照的精美插圖。”“當時,父親的頸椎灰質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頭來,他就在畫板上放一個小花瓶撐住下巴,以便繼續工作。”

            梁思成的另外一項重大學術貢獻是破譯了《營造法式》中記載的中國古建筑最核心的密碼之一,即“以材為祖”的設計方法。通過測繪宋遼金的實例,梁思成發現,原來中國的木結構建筑是一種標準化設計,‘材’就是標準化設計的單元,是所有斗拱和最基本構件的標準規格。

            “比如他第一次調研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一個大觀音閣由千百組斗拱,成千個構件組成,但是測繪完發現,它們只有六種規格。大大小小的木頭分成六種規格就搞定了——通俗來講就像是拼樂高。”王南說,“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就是最早的樂高。”

            西方的現代建筑學研究方法、大量的古建筑實物測繪,加上對《營造法式》的精研和穎悟,使得梁思成在中國古建筑的研究上一舉超越前輩。他所構建的中國建筑學理論,比伊東忠太、關野貞等日本建筑學者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與輝煌的學術成果相對照的,是捉襟見肘、苦中作樂的日常生活。梁思成在給好友、美國學者費正清、費慰梅的書信里描繪了當時的狀況:“在菜籽油的微光下,縫著孩子的布鞋,買便宜的粗食回家煮,過著我們父執輩少年時期過的粗簡生活,但又做著現代的工作。”

            同住在李莊的哲學家金岳霖在另一封給費氏夫婦的信里提到,梁思成的主要工作“既要寫中國建筑簡史,又要操心營造學社的財務”,這位建筑史學家,每天還要做“烤面包、砌爐灶、秤煤和做各種家務事”,實在可以稱得上長袖善舞。

            1943年,費正清來到重慶拜訪,目睹了梁林夫婦當時在落難中的悲慘處境。他后來感慨,若是美國人,早就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上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于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寫完十一萬字的《圖像中國建筑史》,梁思成已瘦得只有四十七公斤,透支過度。但費正清眼中的他,“和往常一樣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維持著在任何情況下都像貴族一樣高貴和斯文。”

            王南指出,李莊階段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人格、道德情操得以彰顯的最重要的時期。“他們應該是跟時間賽跑的心態,學術抗戰的心態。他們其實挺想從軍的,可根本沒有機會從軍。所以選擇了自己的方式來為國家做貢獻。”

            閑暇的時候,梁思成、林徽因教女兒梁再冰和兒子梁叢誡讀唐詩,最常念杜甫的“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梁再冰回憶說:“生活愈是清苦和困難,他們愈相信那‘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日子即將到來。”

            守護北京城

            抗戰勝利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回到北平。梁思成受聘籌建清華大學建筑系,此后一直擔任清華大學建筑系主任,在培養新一代建筑學人才上投入大量心力。

            他后半生的學術生涯與北京城的保護息息相關。早在重慶時期,作為中國戰地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席,梁思成先生就主持編寫過一份《全國文物古建筑目錄》。1949年,他又主持編寫了《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目錄里第一項即“北平城全部”。“他非常熱愛北京,”王南告訴南都記者,“他是想把整個老北京完整地保護下來的。”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占祥共同提出《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史稱“梁陳方案”,這是梁、陳兩位先生對新中國首都北京未來的建設所做的科學規劃。
            此次展覽中,展出了梁思成寫作于1950年的手稿《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辯論》和1951年的手稿《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可以看成是對“梁陳方案”的拓展。兩份手稿上都有許多涂抹修改的痕跡,展示出梁思成先生對城墻保護、北京城市規劃“多中心”布局模式等問題的思考過程。

            在《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辯論》一文里,梁思成自問自答,一邊列出主張拆除城墻者的理由,一邊從主張保護城墻者的角度加以反駁和闡釋。主拆者說:“城墻是古代防御工事,現在已經失去了功用,它已盡了它的歷史任務了;城墻是封建皇帝的遺跡;城墻阻礙交通,限制或阻礙城市的發展;拆了城墻可以取得許多磚,可以取得地皮利用為公路……”而保護者說:“這種看法是有偏見的,是片面的、狹隘的,也缺乏實際的計劃的,由全面城市計劃的觀點看來,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見樹不見林的。”

            梁思成先生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北京勢必向著多中心的城市格局發展,而區域之間的隔離,正是城墻可以擔負的新的歷史任務。他甚至設想將城墻打造成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環城文娛圈”,無比優美地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城墻上面,平均寬度約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公園椅……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

            王南告訴南都記者,今天回頭看“梁陳方案”,不僅具有合理性,還具有相當的前瞻性。梁思成一直主張對北京城進行整體保護。“比如羅馬老城區、佛羅倫薩、捷克的布拉格,全城是一項世界文化遺產。以前城墻里的整個老北京是可以作為一項世界文化遺產的——當時完全有條件。而今天,在北京老城被破壞了這么多以后,我們要為中軸線申遺都變得很困難。”

            此外,為避免重蹈西方大都市的覆轍,梁思成先生還主張將新中國的首都建設成一個多中心的城市,不同中心對應不同的核心功能,有自己的居住和就業。“事實上,今天北京城調整城市規劃也是這么調的,整個市政府搬到通州區,在通州形成副中心,規劃了亦莊這些新城,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心出現,其實是在重新試圖回到梁先生當時指出的北京城市發展的正確的方向上。”王南說。

            可惜“梁陳方案”在當年未被批準,北京古城墻還是被大刀闊斧地拆除。梁思成為此痛心疾首,自言:“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的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的一層皮。”

            在此次展覽中,《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辯論》和《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兩份手稿以特別鄭重的形式全文加以呈現,讀起來字字深情,字字泣血。

            “梁先生后半生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奔走呼吁,屢敗屢戰,試圖保護北京城。這兩篇文章就是生動寫照,說得詩意一點,它們很像梁思成寫給北京古城的情書。”王南說。

            據悉,為了再現梁思成先生的學術成就、愛國情懷、師長風范,此次展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梁思成先生學術人生中的“原物”。展品主要來自于清華大學建筑學院、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國家圖書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與清華大學檔案館。一個叫“雜書館”的機構為展覽提供了珍罕的民國老雜志和老書。一位私人藏家提供了梁思成先生自拍照里的那款相機。展覽中最重要的書信手稿和家庭照片,均來自梁家后人。

            展覽將持續至10月20日。

            這一回,林徽因是“綠葉”

            林徽因能詩擅畫,交友廣闊,在四處流傳的文壇軼事里,梁思成往往只是嬌妻身邊綠葉般的陪襯。而這一次,林徽因首次作為“綠葉”出現在梁思成的個人回顧展當中。這位向來光彩照人的女主人,甘心退到幕后,不再占據眾人目光的焦點??扇绻阕屑氂^察,她又似乎無處不在。

            她出現在許許多多田野考察的照片里,時常穿著旗袍爬梁上柱。她很驕傲自己是第一個爬上天壇祈年殿屋頂的女子。她搭著幾米高的木梯測繪佛光寺內經幢的照片,看起來又美又危險。助手莫宗江回憶說:“林先生是很淘氣的女孩子,敢爬樹上房的!所以,梁先生帶我們出去測量的時候,我們敢上,林先生就上。”

            她也出現在梁思成的諸多重要的著作當中,或是協助查閱資料,或是對文字修改潤色,或是共同撰寫。梁思成的第一部關于古建筑的研究專著《清式營造則例》便由林徽因撰寫緒論。王南對這篇緒論贊譽有加。他告訴南都記者:“梁思成的正文主要講的是清朝建筑的營造方法,但是林徽因的緒論講的是一般意義上中國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因此更具有理論高度。這篇文章可能是她人生中古建筑論文的頂峰,就算擺在整個中國建筑史學史里也是能排進前十名的宏文。”

            論及梁林二人的合作,詩人卞之琳曾說:“表面上林徽因不過是梁思成的得力協作者,實際上卻是他靈感的源泉。”建筑史學者鄭孝燮則說,梁、林二人就像雙打選手,配合無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貫穿整個職業生涯。

            在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副館長王南看來,梁、林二人性格殊異,卻相輔相成。林徽因是靈感型的寫作者,有悟性,有沖動,但很難坐下來長久地下笨功夫。與之相反,梁思成先生卻耐心、細致、踏實。

            “所以他倆一搭檔產生的化學作用就非常非常了不得。他倆取得的成就既具有高瞻遠矚的、學術思想的火花,同時又有非常踏實、厚重、豐滿的基礎工作,最后形成了梁先生一生的學術成果方方面面的不凡氣象。”

            “林徽因幾乎是貫穿在這個展覽當中的。”王南說。“你看墻上的照片、展廳中間的文獻,林徽因其實跟梁思成的學術人生如影隨形。這是最能詮釋林徽因的真正身份的:她人生最主要的身份和梁思成一樣,是一名偉大的建筑學家,并且是梁思成事業上最好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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